
1936年腊月的一个深夜,榆林城的北门外寒风刺骨,城里却灯火通明。几名商人在客栈里压低声音议论:“井镇守使这回要不要再跟南京表个态?”另一人摆摆手:“他是榆林王,谁也不敢真动他。”一句半真半假的评说,倒把这位在陕北割据三十多年的军阀形象勾勒得有模有样。
这支后来在1949年被整建制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的旧军阀武装,其根子却要从清末那场风雨说起。时间往前推回到19世纪末,一个出生在陕西蒲城的少年,正端着练刀用的木棍,在院子里打得满头大汗,这就是日后被称为“榆林王”的井岳秀。
清末社会动荡,科举已经走到尽头,但武举人依旧有些用处。井岳秀自幼喜欢练武,1905年前后考中武秀才,进入陕西武备学堂学习新式军事。这本是走向正规军官道路的起点,可他离开学堂后,却没有乖乖去营房报到,而是混迹江湖,与一群游侠厮混,在三教九流之间打交道。不得不说,这段经历虽然不光彩,却为他日后在关中、陕北结交人脉、拉拢势力埋下了伏笔。
有意思的是,井岳秀这位未来的军阀,其家族最早接触革命思想的,却是读书更多的弟弟。1905年,同样来自蒲城的井勿幕赴日本留学,在东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,成了地地道道的反清革命党人。组织上很快派他回陕西发展势力,他回乡后第一个拉的对象,就是在社会上“混得开”的五哥井岳秀。后者虽说不算铁杆革命党,却也爽快答应帮忙拉人,短时间内,兄弟二人就在当地发展了三十多名会员。
为了筹集革命经费,兄弟俩不惜将父亲留下的两箱名人字画变卖,这一步走得颇为决绝。1908年,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,井勿幕主持工作,井岳秀则以“常驻议绅”的身份出面活动,还算风光。等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,陕西也随之起事,井岳秀带着几十名弟兄攻打咸宁县大牢,又夺下军械局,放出犯人,给他们发枪,自成一股力量。
西安起义成功后,他又跑到渭北招募江湖好汉,很快拉出三百人左右的队伍。11月,陕西军政府任命他为北路军统领,让他带兵入晋支援山西义军。清军反扑陕西时,他又急忙回师,参加西路保卫战。短短几个月,井岳秀从地方“游侠头子”变成了手握兵权的军官,这种快速上升,对性格的影响可想而知。
一、从革命同盟成员到“榆林王”
民国建立后,新军与旧势力交织,地方武装也趁机生长。井岳秀在渭北拉起的“游侠队伍”逐渐正规化,扩充为三个营,营长分别是郭振杰、王守身、王之翰。后来这支部队被缩编为独立工兵营,隶属北洋系陕西陆军第4混成旅,驻扎在渭北大荔。表面看,他成了北洋军中的一名团级军官,实则手中的人马,更多听他的。
就在这时,北方边疆局势又起波澜。外蒙古在沙俄影响下企图独立,内蒙古部分盟旗的王公也有些蠢蠢欲动。为了安抚坐落在陕西北部河套一带的伊克昭盟鸟审旗大喇嘛扎木萨,地方官府与蒙方举行赛马会,邀请井岳秀率部前往榆林“联络感情”。他身为武举人,骑射本领的确不差,一番表演赢得扎木萨大为欢喜,还被留下“多玩些日子”,顺便与扎木萨两个侄子结为异姓兄弟。
在这些场合中,井岳秀接触到了伊克昭盟的福亲王等蒙古王公。他当着众人劝说:外蒙古走分裂道路并非长久之计,伊克昭盟应当靠拢北洋政府,不能跟着闹事。从史料看,他讲得颇为斩钉截铁,福亲王等人也愿意借此对外表态,于是双方发出宣言,称伊克昭盟“永不参加分裂国家的运动”。这一回合,使井岳秀在陕北、绥远一带颇得蒙古上层信任。
1916年,他被任命为第三警备区司令,部队扩编为陕西陆军第2混成旅第4团。同年春,绥远土匪头目卢占奎率两千多骑兵扰袭伊克昭盟,当地守军吃紧。井岳秀率第4团北上榆林,长期驻防。之后卢占奎两度进犯陕北,都被井部击退,最终南撤加入陕西靖国军。这几仗打下来,井岳秀因“平定匪乱、保卫陕北”之功,被任命为陕北镇守使,自此割据陕北二十余县,时间长达三十二年,这也就是“榆林王”的由来。
割据一方之后,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跟着弟弟搞同盟会的小军官了。恰在此时,井勿幕在陕西组织靖国军与旧势力作战,企图改变陕西政局。按亲情来说,身为哥哥的井岳秀理应出兵相助,可他盘算再三,考虑到自身根基未稳、兵力有限,如果卷入大战,怕是陕北这块地盘都保不住。最终他选择按兵不动。
一年后,噩耗传来:井勿幕在斗争中被陈树藩派出的杀手刺杀身亡。兄弟情分到此画上句号。井岳秀虽悲痛,却没有为弟弟报仇,更没有再谈革命。他索性彻底转向旧式军阀轨道,横征暴敛,鱼肉百姓,甚至逼迫当地绅士出钱,为他修建“生祠”,让人活着就享受“庙堂祭拜”。从曾经变卖家藏支持革命,到逼人捐款立祠,这个落差,足以让当年的同盟会员瞠目结舌。
1921年,陕西督办易主,阎相文取代陈树藩掌权。新当家自然希望收回被割据的陕北二十三县,于是暗中指示井部骑兵连长高桂滋,联络当地武装准备倒戈。不料消息走漏,高桂滋匆忙率一个连逃往三边。井岳秀索性请老相识阎锡山出兵入陕,协助清除高桂滋的势力。山西军队进入绥德后,与井部合击高桂滋,最终将后者势力消灭。这次合作颇为顺利,井、阎两人由此结下更紧密的盟友关系。
二、与杨虎城纠缠,与红军对峙
陕军内部关系错综复杂,旧部、同乡、旧恩交织在一起。1922年,陕西靖国军再次失败,其第三路军司令杨虎城率千余残部北上榆林投奔井岳秀。杨虎城与井家同为蒲城人,又是在军界混迹多年的“熟面孔”,井岳秀明知对方被北洋政府通缉,仍决定接纳,并将其部编为暂编第2团,下发生活费,还把三边地区的禁烟罚款权交给这支队伍作为经济来源。
不过,这份“照顾”背后藏着戒心。为了防止杨虎城坐大觊觎陕北,井岳秀把杨单独“请到身边居住”,让对方离不开自己的视线,还把自己小妾张凤仪的妹妹嫁给杨虎城,用婚姻关系套牢。暂编第2团则被打散,分驻三处,难以集中行动。这种既利用又防备的手法,是旧军阀惯常的做派。
与山西方面的关系,则更多是利益往来。山西能自产武器,井岳秀自然盯上这条路。1924年,他一次性拿出40万元到阎锡山处采购机枪和弹药,这相当于他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。谁知钱汇过去后,货却迟迟不发。派人催问,阎方托词说北方局势将有变,武器要自留备用。井岳秀只好委婉回话:“陕北山西千里河防,如果没有井镇守使,不知道还要牵制山西几个师呢。”这话说得不硬不软,阎锡山心里有数,赶紧下令把武器全数发出。吃过一次亏后,井岳秀索性在榆林设立械修所,自行修造步枪、机枪、手榴弹,尽量减少对外依赖。
他如此重视军备,有一个直接原因:1924年冬,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邀请杨虎城出山,组织新的部队参战。井岳秀看出,这次行动若成功,必然影响陕西格局,对自己在陕北的地位也有好处,于是大量支援杨虎城,将大部分新购武器送出,又拨给一个步兵团,并安排多名得力部下充当幕僚。杨虎城南下后,与国民军并肩作战,击垮镇嵩军,在关中站稳脚跟,为日后十七路军的形成打下基础。
中原大战后,杨虎城回陕西出任省主席,地位今非昔比。他邀请井岳秀赴西安“做客”,在欢迎宴会上当众说道:“没有井师长的全力支援,就没有十七路军的今天。”这句场面话虽带情分,却点出了当年榆林武装对西安政局的影响。遗憾的是,两人最终并未走到同一路线上,后来一个走向抗日与西安事变,一个继续在陕北做封疆军阀。
北伐浪潮卷到西北时,井岳秀的处境又一次摇摆。1926年,冯玉祥率西北国民军东出潼关参加北伐,留下宋哲元留守陕西,准备削弱地方割据势力,陕北镇守使自然在打击名单之内。井岳秀只得再次向阎锡山求援,经过山西出面调解,冯玉祥同意收编不再“清剿”,将井部编为第二集团军第九路军。从那以后,阎、井之间来往更加频繁,榆林特产好马、地毯、皮衣、大烟源源不断送往太原,阎锡山则回赠晋造山炮、步枪和子弹,不乏真金白银的交易。
1927年局势突变,冯玉祥倒向反革命阵营,镇压进步力量。井岳秀很快随之站队,对内部“思想有问题”的军官展开整肃。其部第2师第6旅旅长石谦因倾向进步,极不合井的胃口。井岳秀多次要求石谦交出旅中担任营、连长的地下党员李象九、谢子长,都被断然拒绝。表面上双方还在同桌饮酒,暗地里已是你死我活。
1927年冬,他以为石谦祝寿为名,大摆宴席,暗中埋伏人手,在宴后将其诱捕并杀害。这一手既清除了“不听话的旅长”,也为他日后的报应埋下伏笔。李象九、谢子长闻讯,立即率第6旅第3营在清涧起义,脱离井部统治。起义军一度发展至1700余人,却在井岳秀优势兵力围攻下遭到重创,只得分散突围。
有趣的是,被迫走上游击道路的谢子长并未消失。1934年前后,他成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关键指挥员,带领部队在陕北山区发展武装,与地方军阀周旋。这就好比历史绕了一个弯:曾被井部围剿的将领,几年后挥师转身,成了红军主力之一,而陕北的旧军阀集团,却不得不面对一个越打越强的新对手。
三、抗战中的暧昧态度与内部裂痕
北伐成功后,全国军队进行多轮缩编,井岳秀的番号几经更换。1928年11月,第九路军被缩编为暂编第18师,翌年中原大战爆发,冯玉祥与蒋介石决裂。战后,暂编第18师又被扩编为第十二军,随后又被缩成新编第4师。对井岳秀来说,这些变化更多是帽子换来换去,地盘仍在,部队仍在,真正左右他命运的,是站队的方向。
为了取得“正规军”的位置,1932年他亲自赴南京拜见蒋介石。那时红军第24军余部曾在陕北活动,后被其部队消灭或驱散。蒋介石得知这一战绩,认为井部能起到阻击红军北上的作用,便同意将陆军第86师的番号授予他。从此,“第86师”这个番号与榆林军阀集团捆绑在一起,一直到1949年才画上句号。
1934年起,陕北红军游击力量逐渐壮大,而其重要指挥员正是当年清涧起义中突围的谢子长。井岳秀对这种变化十分不安。1934年3月,他集结1.5万兵力进攻陕北苏区,企图一举歼灭红军。然而红军灵活机动,主动避开其主力,只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歼灭战。最终这次“围剿”反倒损失了三百多人,没捞到什么好处。
1935年,第86师再次进攻陕北苏区,又被红军歼灭一个营,约六百余人。等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,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,井岳秀不得不由攻转守,不再敢贸然组织大规模进攻,只能在榆林一线固守,试图保存实力。不得不说,从这一阶段的表现看,他对形势变化的敏感程度,远远不如一些更有远见的地方军政人物。
真正让这位“榆林王”退出历史舞台的,并非战败,而是一场意外。1936年农历正月初八凌晨,榆林城内还笼罩在夜色中。这一天恰好是小妾胡宝贞的生日,后宅里灯火通明,几位小妾围坐打麻将,井岳秀躺在炕上抽大烟。抽了一阵,他起身下炕,看几个“宝贝”手中牌势如何,屋里笑声不断。
就在他弯腰捡起掉落的烟枪时,衣兜里的手枪滑出,掉在地上。由于未上保险,撞击触发击针,枪弹出膛,正好打中他的胸口。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,他捂着胸口只来得及喊了一句:“看有谁被打着没——”话音未落,便倒在地上,性命就此终结,连请医生的机会都没有。1936年时井岳秀五十八岁,一代盘踞陕北三十多年的军阀,以这种近乎荒诞的方式结束了生命。
井岳秀死后,第86师由其旧部、第256旅旅长高双成接管。高双成1882年出生于陕西渭南,1909年在井的动员下加入同盟会,算是早期追随者。井部集团成形后,他历任连长、卫队营长、骑兵团长、师长,多次在“剿匪”和军阀混战一线拼杀,是典型的“老资格”。不过,他对红军的态度,与井岳秀明显不同。
在与红军对峙的过程中,高双成接触到不少缴获的宣传材料,阅读之后开始对“围剿红军”的政策产生怀疑。此后,他表面上服从命令,实际上在对红军作战中并不积极,常常以各种理由拖延,避免硬碰硬。这个转变,很难简单归结为“立场变化”,更像是长年在边区接触各方势力后,对形势多了一层判断。
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,华北战场吃紧,陕北的战略位置一下子凸显出来。蒋介石将第86师与第165师合编为第二十一军团,名义上负责陕北河防,实则对陕甘宁边区形成北部包围和封锁。军团部继续驻榆林,看上去对边区保持压力,实际上真正执行什么政策,还要看军团主官的态度。
值得一提的是,第二十一军团的首任军团长,是陕西靖国军出身的老将邓宝珊。他早年在靖国军中与高双成就有交情,也对红军、八路军的抗日态度有所了解。两人坐镇榆林后,与八路军陕甘宁留守兵团通过秘密渠道,达成了“互不进攻、和平共处”的默契。在这种情况下,陕北河防战场并未演变为国共双方的内战战场,而更多承担防御日军可能西进的任务。
蒋介石对这种“不战不和”的姿态并不满意,多次电令高双成对八路军采取“主动行动”,甚至在组织上提拔他为第二十二军军长,希望借此增加压力。但高双成基本采取敷衍策略,对挑衅性命令能拖则拖,能缓则缓。升任军长后,他仍兼任第86师师长,掌握二旅四团、两个暂编团、一个骑兵团及其他直属单位,旅长分别是左世允和姜占奎。
抗战期间,日军曾以小股兵力试探性袭扰陕北河防阵地,均被第86师击退。之后,骑兵团被抽出,与第二十二军军部直属五个游击支队合编为骑兵第6师,由河防战斗中的“功臣”左世允出任师长。抗战结束后,骑兵第6师被裁撤,左世允继续在第二十二军体系内任职。与此同时,原投奔杨虎城的宁夏地方武装新编第11旅,也被编入第二十二军,旅长为石秀英,这支部队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走向了另一条道路。
1945年1月30日,高双成在榆林病逝,享年六十三岁。第二十二军军长一职由左世允接替,第86师师长则由徐之佳出任。左世允1889年出生于陕西长安,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期生,早年被分配到井部当排长,是集团内部极资深的军官之一。徐之佳1902年生于浙江峡口,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,原为汤恩伯部第十三军参谋处长,1936年被调入第86师,很快成为军统驻榆林站负责人。从他的背景不难看出,南京方面安排他进入第86师,主要目的不是作战,而是监视邓宝珊、高双成,掌握陕北军情。
四、解放战争走势与1949年榆林起义
抗战胜利后,局势急转直下。国共谈判破裂,解放战争爆发,西北战场逐渐成为焦点之一。原先编入第二十二军的新编第11旅,有一部分官兵在陕北衡山一带起义,脱离国民党系统。旅的其余部队随后被调往绥远包头地区,先后改编为新编第11师、第228师,继续在西北与解放军对峙。
随着西北野战军作战节奏加快,旧军阀系统的部队越来越吃力。第86师在1947年下半年曾配合胡宗南集团两次进攻陕北解放区,结果在西北野战军反击中损失惨重,被歼灭两个团。对一支原本就兵源有限、战线拉得很长的部队来说,这样的损失并非轻伤。更麻烦的是,战场形势日益明显地倾向解放军,军心也逐步动摇。
1949年进入夏季,西北战局已呈定局。解放军大兵压境,国民党军在西安、兰州一线节节败退,榆林成了一个有些尴尬的“孤城”。第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看得很清楚:再拖下去,只能被动挨打,退路渐渐被切断。6月,在反复权衡之后,他决定率部起义。
1949年6月,左世允率第二十二军军部及第86师共4695人在榆林宣布起义,与解放军西北方面达成协议,整个部队被整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。这支长期驻守陕北、曾多次与红军、八路军对峙的旧军阀部队,自此在组织上完成转变,番号、隶属和政治属性都发生了根本变化。
当然,从形式上起义到真正融入解放军体系,还需要一个思想和组织上的整编过程。部分官兵长期受旧军队教育,思想观念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转变。整编期间,有六百多名原第二十二军官兵擅自离队,这一细节说明,起义并非“一声号令、人人追随”那么简单,其中夹杂着犹豫、观望甚至逃避。就整体而言,榆林起义让西北战局的最后一道防线塌陷,时间点上也为接下来全国解放的进程铺平了道路。
回望井岳秀集团的变迁,从清末武备学堂走出的武秀才,到民国初年的革命同盟会员,再到陕北镇守使、“榆林王”,再到抗战时期的河防部队、解放战争中的败退部队,这条线索横跨半个世纪。人物起伏,番号更替,从独立工兵营到第86师,从镇守使到第二十二军军长,表面都是军衔与地位的升降,背后折射的,却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格局的一次次重组。
至于这支曾经割据陕北三十多年的武装,其主要成员的后半生也走向不同的方向。第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起义后,在西安从事参政议政工作,1960年病逝,享年七十一岁。徐之佳则在榆林起义前夕借故离开,未参加起义。全国解放后,他辗转去往台湾,又移居美国,最终于1992年在美国去世,享年九十岁。
如果简单用“因果报应”来解释这些结局,未免有些草率。但可以肯定的是股票配资大全,从井勿幕变卖字画支持革命,到井岳秀修建“生祠”以享香火,从清涧起义中突围的谢子长,到陕北红军、八路军、解放军在这里扎下根基,陕北这块黄土地上留下的,并不只是某个军阀的兴衰故事,更有一整代人对道路选择的摸索与代价。对很多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来说,第86师在1949年的榆林起义,既是一个旧时代的收束,也是另一种力量在西北落地生根的标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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