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6年腊月的一个深夜，榆林城的北门外寒风刺骨，城里却灯火通明。几名商人在客栈里压低声音议论：“井镇守使这回要不要再跟南京表个态？”另一人摆摆手：“他是榆林王，谁也不敢真动他。”一句半真半假的评说，倒把这位在陕北割据三十多年的军阀形象勾勒得有模有样。
这支后来在1949年被整建制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的旧军阀武装，其根子却要从清末那场风雨说起。时间往前推回到19世纪末，一个出生在陕西蒲城的少年，正端着练刀用的木棍，在院子里打得满头大汗，这就是日后被称为“榆林王”的井岳秀。
清末社会动荡，科举已经走到尽头，但武举人依旧有些用处。井岳秀自幼喜欢练武，1905年前后考中武秀才，进入陕西武备学堂学习新式军事。这本是走向正规军官道路的起点，可他离开学堂后，却没有乖乖去营房报到，而是混迹江湖，与一群游侠厮混，在三教九流之间打交道。不得不说，这段经历虽然不光彩，却为他日后在关中、陕北结交人脉、拉拢势力埋下了伏笔。
有意思的是，井岳秀这位未来的军阀，其家族最早接触革命思想的，却是读书更多的弟弟。1905年，同样来自蒲城的井勿幕赴日本留学，在东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，成了地地道道的反清革命党人。组织上很快派他回陕西发展势力，他回乡后第一个拉的对象，就是在社会上“混得开”的五哥井岳秀。后者虽说不算铁杆革命党，却也爽快答应帮忙拉人，短时间内，兄弟二人就在当地发展了三十多名会员。
为了筹集革命经费，兄弟俩不惜将父亲留下的两箱名人字画变卖，这一步走得颇为决绝。1908年，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，井勿幕主持工作，井岳秀则以“常驻议绅”的身份出面活动，还算风光。等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，陕西也随之起事，井岳秀带着几十名弟兄攻打咸宁县大牢，又夺下军械局，放出犯人，给他们发枪，自成一股力量。
西安起义成功后，他又跑到渭北招募江湖好汉，很快拉出三百人左右的队伍。11月，陕西军政府任命他为北路军统领，让他带兵入晋支援山西义军。清军反扑陕西时，他又急忙回师，参加西路保卫战。短短几个月，井岳秀从地方“游侠头子”变成了手握兵权的军官，这种快速上升，对性格的影响可想而知。
一、从革命同盟成员到“榆林王”
民国建立后，新军与旧势力交织，地方武装也趁机生长。井岳秀在渭北拉起的“游侠队伍”逐渐正规化，扩充为三个营，营长分别是郭振杰、王守身、王之翰。后来这支部队被缩编为独立工兵营，隶属北洋系陕西陆军第4混成旅，驻扎在渭北大荔。表面看，他成了北洋军中的一名团级军官，实则手中的人马，更多听他的。
就在这时，北方边疆局势又起波澜。外蒙古在沙俄影响下企图独立，内蒙古部分盟旗的王公也有些蠢蠢欲动。为了安抚坐落在陕西北部河套一带的伊克昭盟鸟审旗大喇嘛扎木萨，地方官府与蒙方举行赛马会，邀请井岳秀率部前往榆林“联络感情”。他身为武举人，骑射本领的确不差，一番表演赢得扎木萨大为欢喜，还被留下“多玩些日子”，顺便与扎木萨两个侄子结为异姓兄弟。
在这些场合中，井岳秀接触到了伊克昭盟的福亲王等蒙古王公。他当着众人劝说：外蒙古走分裂道路并非长久之计，伊克昭盟应当靠拢北洋政府，不能跟着闹事。从史料看，他讲得颇为斩钉截铁，福亲王等人也愿意借此对外表态，于是双方发出宣言，称伊克昭盟“永不参加分裂国家的运动”。这一回合，使井岳秀在陕北、绥远一带颇得蒙古上层信任。
1916年，他被任命为第三警备区司令，部队扩编为陕西陆军第2混成旅第4团。同年春，绥远土匪头目卢占奎率两千多骑兵扰袭伊克昭盟，当地守军吃紧。井岳秀率第4团北上榆林，长期驻防。之后卢占奎两度进犯陕北，都被井部击退，最终南撤加入陕西靖国军。这几仗打下来，井岳秀因“平定匪乱、保卫陕北”之功，被任命为陕北镇守使，自此割据陕北二十余县，时间长达三十二年，这也就是“榆林王”的由来。
割据一方之后，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跟着弟弟搞同盟会的小军官了。恰在此时，井勿幕在陕西组织靖国军与旧势力作战，企图改变陕西政局。按亲情来说，身为哥哥的井岳秀理应出兵相助，可他盘算再三，考虑到自身根基未稳、兵力有限，如果卷入大战，怕是陕北这块地盘都保不住。最终他选择按兵不动。
一年后，噩耗传来：井勿幕在斗争中被陈树藩派出的杀手刺杀身亡。兄弟情分到此画上句号。井岳秀虽悲痛，却没有为弟弟报仇，更没有再谈革命。他索性彻底转向旧式军阀轨道，横征暴敛，鱼肉百姓，甚至逼迫当地绅士出钱，为他修建“生祠”，让人活着就享受“庙堂祭拜”。从曾经变卖家藏支持革命，到逼人捐款立祠，这个落差，足以让当年的同盟会员瞠目结舌。
1921年，陕西督办易主，阎相文取代陈树藩掌权。新当家自然希望收回被割据的陕北二十三县，于是暗中指示井部骑兵连长高桂滋，联络当地武装准备倒戈。不料消息走漏，高桂滋匆忙率一个连逃往三边。井岳秀索性请老相识阎锡山出兵入陕，协助清除高桂滋的势力。山西军队进入绥德后，与井部合击高桂滋，最终将后者势力消灭。这次合作颇为顺利，井、阎两人由此结下更紧密的盟友关系。
二、与杨虎城纠缠，与红军对峙
陕军内部关系错综复杂，旧部、同乡、旧恩交织在一起。1922年，陕西靖国军再次失败，其第三路军司令杨虎城率千余残部北上榆林投奔井岳秀。杨虎城与井家同为蒲城人，又是在军界混迹多年的“熟面孔”，井岳秀明知对方被北洋政府通缉，仍决定接纳，并将其部编为暂编第2团，下发生活费，还把三边地区的禁烟罚款权交给这支队伍作为经济来源。
不过，这份“照顾”背后藏着戒心。为了防止杨虎城坐大觊觎陕北，井岳秀把杨单独“请到身边居住”，让对方离不开自己的视线，还把自己小妾张凤仪的妹妹嫁给杨虎城，用婚姻关系套牢。暂编第2团则被打散，分驻三处，难以集中行动。这种既利用又防备的手法，是旧军阀惯常的做派。
与山西方面的关系，则更多是利益往来。山西能自产武器，井岳秀自然盯上这条路。1924年，他一次性拿出40万元到阎锡山处采购机枪和弹药，这相当于他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。谁知钱汇过去后，货却迟迟不发。派人催问，阎方托词说北方局势将有变，武器要自留备用。井岳秀只好委婉回话：“陕北山西千里河防，如果没有井镇守使，不知道还要牵制山西几个师呢。”这话说得不硬不软，阎锡山心里有数，赶紧下令把武器全数发出。吃过一次亏后，井岳秀索性在榆林设立械修所，自行修造步枪、机枪、手榴弹，尽量减少对外依赖。
他如此重视军备，有一个直接原因：1924年冬，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邀请杨虎城出山，组织新的部队参战。井岳秀看出，这次行动若成功，必然影响陕西格局，对自己在陕北的地位也有好处，于是大量支援杨虎城，将大部分新购武器送出，又拨给一个步兵团，并安排多名得力部下充当幕僚。杨虎城南下后，与国民军并肩作战，击垮镇嵩军，在关中站稳脚跟，为日后十七路军的形成打下基础。
中原大战后，杨虎城回陕西出任省主席，地位今非昔比。他邀请井岳秀赴西安“做客”，在欢迎宴会上当众说道：“没有井师长的全力支援，就没有十七路军的今天。”这句场面话虽带情分，却点出了当年榆林武装对西安政局的影响。遗憾的是，两人最终并未走到同一路线上，后来一个走向抗日与西安事变，一个继续在陕北做封疆军阀。
北伐浪潮卷到西北时，井岳秀的处境又一次摇摆。1926年，冯玉祥率西北国民军东出潼关参加北伐，留下宋哲元留守陕西，准备削弱地方割据势力，陕北镇守使自然在打击名单之内。井岳秀只得再次向阎锡山求援，经过山西出面调解，冯玉祥同意收编不再“清剿”，将井部编为第二集团军第九路军。从那以后，阎、井之间来往更加频繁，榆林特产好马、地毯、皮衣、大烟源源不断送往太原，阎锡山则回赠晋造山炮、步枪和子弹，不乏真金白银的交易。
1927年局势突变，冯玉祥倒向反革命阵营，镇压进步力量。井岳秀很快随之站队，对内部“思想有问题”的军官展开整肃。其部第2师第6旅旅长石谦因倾向进步，极不合井的胃口。井岳秀多次要求石谦交出旅中担任营、连长的地下党员李象九、谢子长，都被断然拒绝。表面上双方还在同桌饮酒，暗地里已是你死我活。
1927年冬，他以为石谦祝寿为名，大摆宴席，暗中埋伏人手，在宴后将其诱捕并杀害。这一手既清除了“不听话的旅长”，也为他日后的报应埋下伏笔。李象九、谢子长闻讯，立即率第6旅第3营在清涧起义，脱离井部统治。起义军一度发展至1700余人，却在井岳秀优势兵力围攻下遭到重创，只得分散突围。
有趣的是，被迫走上游击道路的谢子长并未消失。1934年前后，他成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关键指挥员，带领部队在陕北山区发展武装，与地方军阀周旋。这就好比历史绕了一个弯：曾被井部围剿的将领，几年后挥师转身，成了红军主力之一，而陕北的旧军阀集团，却不得不面对一个越打越强的新对手。
三、抗战中的暧昧态度与内部裂痕
北伐成功后，全国军队进行多轮缩编，井岳秀的番号几经更换。1928年11月，第九路军被缩编为暂编第18师，翌年中原大战爆发，冯玉祥与蒋介石决裂。战后，暂编第18师又被扩编为第十二军，随后又被缩成新编第4师。对井岳秀来说，这些变化更多是帽子换来换去，地盘仍在，部队仍在，真正左右他命运的，是站队的方向。
为了取得“正规军”的位置，1932年他亲自赴南京拜见蒋介石。那时红军第24军余部曾在陕北活动，后被其部队消灭或驱散。蒋介石得知这一战绩，认为井部能起到阻击红军北上的作用，便同意将陆军第86师的番号授予他。从此，“第86师”这个番号与榆林军阀集团捆绑在一起，一直到1949年才画上句号。
1934年起，陕北红军游击力量逐渐壮大，而其重要指挥员正是当年清涧起义中突围的谢子长。井岳秀对这种变化十分不安。1934年3月，他集结1.5万兵力进攻陕北苏区，企图一举歼灭红军。然而红军灵活机动，主动避开其主力，只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歼灭战。最终这次“围剿”反倒损失了三百多人，没捞到什么好处。
1935年，第86师再次进攻陕北苏区，又被红军歼灭一个营，约六百余人。等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，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，井岳秀不得不由攻转守，不再敢贸然组织大规模进攻，只能在榆林一线固守，试图保存实力。不得不说，从这一阶段的表现看，他对形势变化的敏感程度，远远不如一些更有远见的地方军政人物。
真正让这位“榆林王”退出历史舞台的，并非战败，而是一场意外。1936年农历正月初八凌晨，榆林城内还笼罩在夜色中。这一天恰好是小妾胡宝贞的生日，后宅里灯火通明，几位小妾围坐打麻将，井岳秀躺在炕上抽大烟。抽了一阵，他起身下炕，看几个“宝贝”手中牌势如何，屋里笑声不断。
就在他弯腰捡起掉落的烟枪时，衣兜里的手枪滑出，掉在地上。由于未上保险，撞击触发击针，枪弹出膛，正好打中他的胸口。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，他捂着胸口只来得及喊了一句：“看有谁被打着没——”话音未落，便倒在地上，性命就此终结，连请医生的机会都没有。1936年时井岳秀五十八岁，一代盘踞陕北三十多年的军阀，以这种近乎荒诞的方式结束了生命。
井岳秀死后，第86师由其旧部、第256旅旅长高双成接管。高双成1882年出生于陕西渭南，1909年在井的动员下加入同盟会，算是早期追随者。井部集团成形后，他历任连长、卫队营长、骑兵团长、师长，多次在“剿匪”和军阀混战一线拼杀，是典型的“老资格”。不过，他对红军的态度，与井岳秀明显不同。
在与红军对峙的过程中，高双成接触到不少缴获的宣传材料，阅读之后开始对“围剿红军”的政策产生怀疑。此后，他表面上服从命令，实际上在对红军作战中并不积极，常常以各种理由拖延，避免硬碰硬。这个转变，很难简单归结为“立场变化”，更像是长年在边区接触各方势力后，对形势多了一层判断。
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，华北战场吃紧，陕北的战略位置一下子凸显出来。蒋介石将第86师与第165师合编为第二十一军团，名义上负责陕北河防，实则对陕甘宁边区形成北部包围和封锁。军团部继续驻榆林，看上去对边区保持压力，实际上真正执行什么政策，还要看军团主官的态度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第二十一军团的首任军团长，是陕西靖国军出身的老将邓宝珊。他早年在靖国军中与高双成就有交情，也对红军、八路军的抗日态度有所了解。两人坐镇榆林后，与八路军陕甘宁留守兵团通过秘密渠道，达成了“互不进攻、和平共处”的默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陕北河防战场并未演变为国共双方的内战战场，而更多承担防御日军可能西进的任务。
蒋介石对这种“不战不和”的姿态并不满意，多次电令高双成对八路军采取“主动行动”，甚至在组织上提拔他为第二十二军军长，希望借此增加压力。但高双成基本采取敷衍策略，对挑衅性命令能拖则拖，能缓则缓。升任军长后，他仍兼任第86师师长，掌握二旅四团、两个暂编团、一个骑兵团及其他直属单位，旅长分别是左世允和姜占奎。
抗战期间，日军曾以小股兵力试探性袭扰陕北河防阵地，均被第86师击退。之后，骑兵团被抽出，与第二十二军军部直属五个游击支队合编为骑兵第6师，由河防战斗中的“功臣”左世允出任师长。抗战结束后，骑兵第6师被裁撤，左世允继续在第二十二军体系内任职。与此同时，原投奔杨虎城的宁夏地方武装新编第11旅，也被编入第二十二军，旅长为石秀英，这支部队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走向了另一条道路。
1945年1月30日，高双成在榆林病逝，享年六十三岁。第二十二军军长一职由左世允接替，第86师师长则由徐之佳出任。左世允1889年出生于陕西长安，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期生，早年被分配到井部当排长，是集团内部极资深的军官之一。徐之佳1902年生于浙江峡口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，原为汤恩伯部第十三军参谋处长，1936年被调入第86师，很快成为军统驻榆林站负责人。从他的背景不难看出，南京方面安排他进入第86师，主要目的不是作战，而是监视邓宝珊、高双成，掌握陕北军情。
四、解放战争走势与1949年榆林起义
抗战胜利后，局势急转直下。国共谈判破裂，解放战争爆发，西北战场逐渐成为焦点之一。原先编入第二十二军的新编第11旅，有一部分官兵在陕北衡山一带起义，脱离国民党系统。旅的其余部队随后被调往绥远包头地区，先后改编为新编第11师、第228师，继续在西北与解放军对峙。
随着西北野战军作战节奏加快，旧军阀系统的部队越来越吃力。第86师在1947年下半年曾配合胡宗南集团两次进攻陕北解放区，结果在西北野战军反击中损失惨重，被歼灭两个团。对一支原本就兵源有限、战线拉得很长的部队来说，这样的损失并非轻伤。更麻烦的是，战场形势日益明显地倾向解放军，军心也逐步动摇。
1949年进入夏季，西北战局已呈定局。解放军大兵压境，国民党军在西安、兰州一线节节败退，榆林成了一个有些尴尬的“孤城”。第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看得很清楚：再拖下去，只能被动挨打，退路渐渐被切断。6月，在反复权衡之后，他决定率部起义。
1949年6月，左世允率第二十二军军部及第86师共4695人在榆林宣布起义，与解放军西北方面达成协议，整个部队被整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。这支长期驻守陕北、曾多次与红军、八路军对峙的旧军阀部队，自此在组织上完成转变，番号、隶属和政治属性都发生了根本变化。
当然，从形式上起义到真正融入解放军体系，还需要一个思想和组织上的整编过程。部分官兵长期受旧军队教育，思想观念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转变。整编期间，有六百多名原第二十二军官兵擅自离队，这一细节说明，起义并非“一声号令、人人追随”那么简单，其中夹杂着犹豫、观望甚至逃避。就整体而言，榆林起义让西北战局的最后一道防线塌陷，时间点上也为接下来全国解放的进程铺平了道路。
回望井岳秀集团的变迁，从清末武备学堂走出的武秀才，到民国初年的革命同盟会员，再到陕北镇守使、“榆林王”，再到抗战时期的河防部队、解放战争中的败退部队，这条线索横跨半个世纪。人物起伏，番号更替，从独立工兵营到第86师，从镇守使到第二十二军军长，表面都是军衔与地位的升降，背后折射的，却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格局的一次次重组。
至于这支曾经割据陕北三十多年的武装，其主要成员的后半生也走向不同的方向。第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起义后，在西安从事参政议政工作，1960年病逝，享年七十一岁。徐之佳则在榆林起义前夕借故离开，未参加起义。全国解放后，他辗转去往台湾，又移居美国，最终于1992年在美国去世，享年九十岁。
如果简单用“因果报应”来解释这些结局，未免有些草率。但可以肯定的是股票配资大全，从井勿幕变卖字画支持革命，到井岳秀修建“生祠”以享香火，从清涧起义中突围的谢子长，到陕北红军、八路军、解放军在这里扎下根基，陕北这块黄土地上留下的，并不只是某个军阀的兴衰故事，更有一整代人对道路选择的摸索与代价。对很多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来说，第86师在1949年的榆林起义，既是一个旧时代的收束，也是另一种力量在西北落地生根的标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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